让土地确权给农民吃上“定心丸”
6月3日，调研组考察了浙江温岭市箬横镇红丰村等地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情况。温岭市先行先试，摸索出了不少经验，温岭的确权登记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原则上维护农户现有的承包面积，“多不增、少不收”，农户之间有纠纷的承包地登记，则采取做“争议登记”的办法，协商解决。
在温雪琼委员看来，当前，农村土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分到承包地,农民对公平的诉求很强烈。温雪琼委员建议中央一方面要有相关的权威性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加以指导约束，也要留给地方基层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自主创新的空间，允许各地干部群众在不违背国家基本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做出“调地”的实际操作办法规程，丰富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则。
“政府在确权登记工作中主要应加强政策引导和进行监督管理，而不是越俎代庖自己去做这项具体工作。”陈锡文举例说，有些地方在村党组织、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主持下，选举产生由了解本村土地承包情况、有威望的老同志组成理事会，负责协商调解相关矛盾，“一般两到三个月就能处理完，经公示后，政府负责登记。”对此，张亚忠委员建议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协商解决，对证地不符的情况，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形式确定土地承包方案。
调研中，委员们还发现，有些耕地长期撂荒，有些农户常年外出打工，自己都搞不清承包地的边框四至。而一些已经退地进城的农户返回农村要求权利，影响了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开展。
胡汉平委员建议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时，将进城农户是否获得社会保障作为是否收回承包地的唯一条件，获得了就可以收回、未获得就不可以收回。对于土地权属争议，丁明山委员建议实行“股田制”，即按照人均占股的方式确定给每个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权益，解决由“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而造成的“有地无人种，有人无地种”的困境。
“目前，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行商业目的的违规征地并不少见。无论是讨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还是宅基地的流转，都应以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基本权益为前提。”会上，沈瑾委员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应通过修订法律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征收土地的“公共利益”做出明确解释，将农地征收严格地限制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征收农民土地还要必须遵照法定的程序和公正补偿为前提。
王国卿委员曾先后赴辽宁、江西两省信访督导，接触了不少农村土地信访案件，还参加过提案委员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两次调研。他说，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益没有得到体现。“谁能真正地代表集体、谁有权处置土地，没有明确规定，相当一部分农民认为承包权就是所有权。”为此，王国卿呼吁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能有效行使所有权的主体，明确村民委员会的公共服务功能，划清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还要尽快出台土地收益和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效果不错，像北京密云的‘华润小镇’、广东南海的部分社区，这些村集体有股权、有收益，将集体收入用于支付村民的社保、医保，修建公共设施等。”。王国卿认为，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明确村集体的利益分配比例。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我国的《土地承包法》、《物权法》都明确了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从2008年开，党中央有关文件多次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但调研组发现，在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中，基层干部群众对“长久不变”的具体含义不清，想法不一，做法各异，“群众提出的问题基层干部不敢正面回答”，傅克诚说。
调研中，不少委员认为，“长久不变”可以分阶段实现，在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对历史遗留问题太多，确需调整的地方，允许在严格调整程序的条件下“大稳定、小调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参照现行法律，与林地承包权年限、城镇居住用地使用权的规定相一致，土地承包期为70年。给基层干部和农民以更加明确的法律规范。同时尽快修改耕地承包期为30年不变的有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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