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村保护与活化的七宗罪
近年来，借着“美丽乡愁”的东风，中国古村保护与活化的热潮扑面而来，且一发不可收拾，大有席卷全国的趋势。这中间不乏保护文化、弘扬传统的良知、热忱、使命、坚守乃至苦行般的实践，但恰恰是这些看起来无可厚非的爱心善举，或许正在不自觉地造成一场让农民、农村、农业更加受伤的文化灾难：中国村镇“公民社会”实质的城市化进程，被古村美丽乡愁的传说美丽地扭曲，美丽地变形。
我将这种美丽的文化灾难概要列举为“七宗罪”，而始作俑者，则是一批敢作为的政府和村官、敢说话的文物保护权威、有创意的建筑大师、自命不凡的艺术家、富有爱心的投资人、玩情调的文艺青年、懂规划的旅游专家、天比怕地不怕的策划大师，当然一定少不了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和唯恐自己不乱的明星。
正是这十种人——他们当中唯独没有社会学家、文化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农业专家、农村专家和世居农民——形成了一股看不见的合力。
在强力拆迁的铲车轰隆声背景下，进行着一种更加甚嚣尘上的精神文化大拆迁，让中国农村本该是从宗法社会向公民社会、从集体社会向市民社会、从自然村落向城镇邻里转型的城市化进程，变成了一场失落了农民主体、剥夺了乡村自主的保守残缺的保护与活化运动。
这样一场所谓“保活”运动，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学术论坛、高峰会议、典型经验、样板工程等，浪漫主义地狂飙突进，而被冷落的，则是那些被美丽地让渡了话语权的农民，是那些在农村帮助农民做着乡村社会改革探索实践的社会企业、公益机构和志愿者们……
第一宗罪：宗法社会残梦
中国的古村，其格局与建筑，所依据的，并非所谓自然风水，而是宗法社会秩序及其等级结构。
将宗法社会结构与自然风水关系对应起来，是中国古村整体格局与风貌的精髓所在：古树，老井，祠堂，戏台，或者还加上魁星阁、文峰塔之类，然后山抱水绕，石板小街、青白人家、大户小院，土地寺庙……
这样的精髓，必然会随着宗法社会的解体而失去其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为文物，当然可以保留，但要活化，却是万万不可能，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宗族长老的权威，早已被村支书取代；传统伦理的乡规，早已被红头文件替代。
第二宗罪：人格分裂困境
中国的古村，大都不出明清，而以清末的遗存为多。
这些古村，若要在现代存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所谓旅游，其中最成功者，莫如周庄，而周庄古村旅游的成功，莫过于让当下的村民“活在”明清古代。
由此一来，古村人的一生，就成了表演的一生，他们究竟是活在当下，还是为了满足游客的好奇表演地活在过去，这样的人格分裂，没有人关心他们，而他们也无法关心自己。
在这样的古村，受到危害最大的，是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要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社会：明清的虚幻生活，是他们当代人生的真实。
这样一种生存和生长困境，与围在笼子里、动物园或者野生场地的大熊猫任人观看和逗着乐，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第三宗罪：城市资本入侵
中国的古村，如果让他们自由地生长，自由地演变，其自我发展的命运其实并没有像城里人想象的那么可悲。
更何况，一座值得保留的古村之所以是古村，不同于贫困落后的乡村，其历史文化的沉淀，其村民的生活品质，其可能富庶的程度，其实远比绝大多数城里人要优越得多，否则很难在历经劫难之后还能活到今天。
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城里的所谓有钱人，因为有钱所以自以为便有了文化，要来改造古村，最典型的莫过于乌镇。其实，乌镇如果没有城市资本的入侵，其古村意蕴绝不会如今天这样面目全非。
当然，有人会以救世主的口吻说：如果不是城市资本的介入，乌镇会这样有名吗？
不过，古村之所以是古村，它需要这样的所谓有名吗？你的戏剧节，你的互联网大会，你的大把大把的明星和政要，与我本来的古村人家的生活又有什么干系呢，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城里人拿着银行的钱玩自己的热闹游戏而已。
第四宗罪：建筑艺术游戏
中国的古村之于建筑师和艺术家们，之所以被热情关注，很大程度上，不是古村人的当代命运，而是古村残破的建筑和村民清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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