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历史背景,形成原因,迁移详情,负面影响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
形成原因
宋金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重庆合川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重庆和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农民起义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建立大夏国。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