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和发展
1979年秋收以后，地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全区公社书记到最早实行大包干到组的凤阳县岳林大队开现场会。会上没做任何报告，也没有表扬谁批评谁，在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后便请与会人员愿意到哪家看就到哪家看，愿意找什么人谈就找什么人谈。农民的呼声和丰收的事实打动了大家，特别是说服了那些对包产到组、包干到组有种种疑虑甚至非议的同志。干部认识的统一推动了双包到组在全区更大范围内展开。
“双包到组”的推行，其意义不仅在于这种责任制形式实现了由不联产向联产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为包干到户在滁县地区的兴起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开辟了道路。
联产计酬的“双包到组”比不联产计酬的“一组四定”虽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农民并不满足。承包到组虽然克服了生产队集中劳动的“大呼隆”，打破了生产队的“大锅饭”，但又出现了作业组的“二锅饭”。个人责任不明确，劳动者的利益不能直接体现出来，劳动者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农民向往的是联产承包到户。1978年底和1979年初，全区已有部分生产队暗中搞了联产承包到户，主要是包产到户，增产效果显著。“包产到户”过去长期被当作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进行批判。它在皖东的重新大规模出现，招致了比承包到组更加强烈的非议和责难。滁县地区的左邻右舍在交界地带刷出“反对复辟倒退”、“抵制安徽的单干风”等大字标语。个别省的报纸甚至准备了十几个版面，声称要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打排炮”。反对者凭借十几年大批判形成的“理论优势”咄咄逼人，许多干部、农民心里不踏实。面对挑战，没有现成的“本本”可查，只有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和支持。来安县1979年粮食增产4.4%，其中包产到户的队增产37%，包干到组的增产12.5%，包产到组的队增产3.4%，仍然以队为基础，搞“大呼隆”的队减产6.7%。嘉山、凤阳、定远等县也出现了队不如组，组不如户的普遍情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的发展给了干部、农民大胆实践的勇气。尽管当时中央有关文件仍然明确规定除边远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准搞包产到户，但“包产到户”在皖东已经呈现出一种“满园春色关不住”之势，成为农民的自发选择。在省委的支持下，滁县地委顺应民心，积极引导，推动包产到户责任制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8月底，全区只有87个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同年年底发展到2179个，1980年4月发展到11549个，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48.4%。
几乎与此同时，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1979年初春，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开会，决定土地按人均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农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款分摊到户。如果生产队长因此而坐牢，其余17户共同养活其家属。小岗农民首创的这种大包干责任制形式，比包产到户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当年春天，小岗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但是不久，这种做法的巨大优越性就进发出来，吸引了其他地方的农民竞相仿效。
联产责任制本身从承包到组向承包到户(主要形式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①)的演进，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本格局。而大包干以其独具的优越性受到农民的特别拥护，终于成为家庭联产承包的主要形式。
1979年10月下旬，地委领导们来到凤阳县小岗生产队。这是小岗生产队大包干后的第一个秋天。丰收说明了一切：全队粮食总产13.2万多斤，比上年增产六倍多，18户农民中有12户收了3万斤粮；油料总产7.5万斤，超过了合作化以来20多年油料产量的总和；社员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增长六倍多。自1957年后23年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分别超额完成任务7倍和80多倍。地委常委通过对小岗生产队的解剖分析，对双包到户的性质、作用等几个重大问题形成了统一的认识：(1)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仍归集体，只是分户经营，不是分田到户；(2)生产计划由生产队统一下达，抗旱、防汛以及各种公差勤务由生产队统一安排，不是变相单干；(3)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各种公益事业，年初通过合同的形式定下来，年终落实兑现，不是“富了个人，空了集体，穷了国家”。因而不论是包产到户还是包干到户，都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明确了这一点，对于坚定信心，统一认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地委没有对承包到户下禁令，而是同意继续承包，准许小岗再干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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