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及其经过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林彪集团覆灭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撤销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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