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宗接代就是落后思想吗
吹出来的气球一针就刺破了
所有关于长丰县“姓氏革命”的报道中,都曾大吹长丰县在性别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政府出钱修了多少女厕所、资助了多少女孩上大学或者培训了多少女工,但是这些都不能证明人们观念中的性别平等意识增强了;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最终必然要落脚到出生性别比的改善上。
关于长丰县性别比特别是出生性别比的报道存在不同的版本,都是从计生系统领导的嘴里说出来的,真实性确有疑问。
在“合肥在线”转《江淮晨报》2014年8月1日报道《安徽长丰县试点“姓氏改革”,子随母姓奖千元》中,龚存兵说,“如今长丰县的男女比例已经由130:100下降为114:100。”
而在“安徽网”转《合肥晚报》2014年8月5 日的报道《长丰回应“姓氏改革”争议:初衷只想淡化传宗接代思想》中却说,“最新的统计显示,长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4,即每出生100个女孩,便有114个男孩出生。要知道,在四年前,这个数字是128。”
2010年人口普查时长丰县的当年出生性别比到底是130还是128?2014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有理由怀疑114是根据政绩需要估计的。
“姓氏革命”搞了三四年,在独女户、双女户占比不低的今天,长丰县只有30对夫妻申请孩子随母姓,恐怕远低于古代独女户招赘的比例。(这当然不是说今日中国人的性别平等意识比古代还差,而是因为现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男孩的家庭也不多)也有报道说是50户,总之是少得可怜。很难想象,同一时段长丰县的出生性别比却出现了极大的改善。
笔者试图寻找更多的版本,结果找到了“中安在线”2014年8月1日的报道《长丰县开展“三大革命”消除性别歧视》。该文称,“据悉,该项目全面实施以来,长丰县总性别比已从2010年的118.59下降至2013年的114.7。”
这提供了2014年长丰县当年出生性别比为114的来源的另一个猜测:把总性别比移花接木偷换成出生性别比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总性别比从2010年的118.59下降至2013年的114.7可能吗?
假定最近3年去世的人的性别比为100,新生儿性别比也为100,人均寿命为70年,由于3年前的绝大部分人仍然在世,2010年的118.59下降至2013年仍超过117.79。其实死亡人口的性别比可能是接近性别比正常值的,因为老人死亡者中妇女多而中青年、儿童死亡者中男性多;但是出生性别比按长丰县卫计委的宣称仍然高出正常值不少,所以2013年的总性别比117.79肯定要高,怎么可能降低到114.7?
即使2014年的出生性别比真的降低到了114,这也未必是因为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有了多少提高,因为完全可能是政府的高压所致。
据统计,到2008年底,全县共立案调查“两非”案件198件次,县内有6名涉案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8名医生被开除公职,4名医生被解聘,4位院长被撤职,12名医生被降级。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长丰县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成效显著》,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2009年12月8日)
所谓“两非”指的是“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既然2009年就得到“有效遏制”了,怎么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还高达130或128?这篇表扬稿的执笔者还不是别人,就是这次接受记者采访的长丰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龚存兵。
长丰县的计生系统跟全国的计生系统一样,都是习惯于吹政绩气球的,在吹政绩气球的时候完全不考虑今天的政绩在将来可能作为罪恶载入史册,也完全不顾数据之间的自相矛盾。
传宗接代就是落后思想?
在子女随父姓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传宗接代观念的,当然是家谱文化。正如子女随父姓更可能是出于子女和母亲的利益,家谱文化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平等。妻子作为女儿入娘家的家谱、作为妻子入夫家的家谱;丈夫同样作为儿子入父亲的家谱、作为女婿要入岳父的家谱。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入两个家族的家谱。只是作为女儿或女婿在家谱中的记载从略,不及后人;作为母亲或父亲在家谱中的记载从详,及于后人。
家谱文化比养老思想更准确地反映了人类的正常代际关系——主要是一种接力关系而非回报关系。古代社会不但人均寿命很低,而且以古代社会的医疗水平,一个人病倒后还能活几天?值得为了病倒后那几天或几个月含辛茹苦地抚养六个孩子几年、十几年?还往往因为成活率低而饱受失去孩子的锥心之痛,老了也无从享受这些夭亡的孩子奉养!大体上每一代人都是把得自上一代的恩惠和财富连同自己一生经营、劳动所得扣除消费后的盈余,都给了下一代。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更多而不是更少,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例外当然是有的,通常王朝末年或遇大的灾荒,或者个人染有嫖赌恶习或身体、智力太弱,给下一代的还不如得自上一代的多,但这不是主流。个人财富如此,社会财富也如此。只是现代社会由于医疗技术进步、人均寿命延长,才迫切需要儿女一代反哺,并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把这种反哺变成了强制性的,对整个上一代而非自己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这使得传宗接代主要由一种个人心理需要变成了社会经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