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全国买卖户口风潮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成为一种准世袭身份，而不单单意味着职业或居住地点。改革开放前，农村凋敝，农民食不果腹，被迫流入城市求生。但进城的农民，绝大多数会被当成“流民”遣返回村。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渐渐获准进入城市，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壁垒依旧森严凛凛。在新时代，这些“二等公民”，能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农转非”？
中央不允许农民向县镇流动
到1988年，外出农民工约3千万。
在80初期，中央仅仅允许农民向小乡镇流动，依然严格限制农民流入县镇、大城市。1984年《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允许农民进入县城镇。这种政策，与当年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思路不无关系。
当时，领导层要求发展小集镇来消化农村人口。1981年，副总理万里在第二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上说：“怎样控制大城市人口的继续增长？就是要在农村就地消化农业人口，不能再使他们进城……我们要发展建设小城镇，包括县城、公社所在地和区所在地的集镇在内。次年，他又说：“八亿农民，除了去少数矿点以外，只能‘离土不离乡’。农民搞商品生产，离开土地而不进城，叫做“离土不离乡”。这是我们的国策。”（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P25)
继续严格限制农民往城市流动的同时，“农转非”（由农业户口转变为城镇非农业户口）政策也在80年代前后开始实施。但这政策在当时无法惠及一般普通农民，农民惟有在被征地、考入大学、参军后晋升军官、以及特殊政策照顾等极少数情况下，并在政府每年严格控制的指标之内，才能“农转非”跳出农门。该指标微乎其微，一般为城市非农业人口的2%。
地方极不赞同中央意见，自行决定允许农民进入县城
对于中央限制农民进入县镇的政策，地方政府并不赞同。大多数地方政府认为县镇人口有发展潜力，可以放开农民进入县城。
如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一书所说：“浙江省公安厅反映：全省各县城镇人口不多，规模不大，有发展潜力，多数县城镇只有一、两万人，有的只有几千人。宁夏自治区公安厅反映：全省各县政人口不多，经济比较落后，可以考虑允许农民进入县城甚至银川市。青海属边远省份，全省包括县城镇在内建制镇有30个，如不允许农民进县城镇，就没有几个集镇可进了。广东省、云南自行决定允许进入县城镇，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均有类似的要求。河北省主管农民工作的领导同志则批道：允许农民进入县政城镇。”
由此，地方政府为农民进入县城、跨省流动开了口子。农民除了向乡镇转移外，还在省内县城之间，跨省流动。数据显示，到1988年，农民工总量在1 .2亿左右，其中乡镇企业职工约有9000万，外出农民工约3千万，而跨省流动的人数为500万左右。
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孩子读书必须“交高价”
虽然农民获准进入城市，但他们只是在城市居住，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依旧是“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郭书田、刘纯彬等人在《失衡的中国》一书刊登了读者来信，信中讲述农民在城市居住要买高价粮、高价菜、读高价钱书的状况：“我1978年从部队退役后，自修政治经济学，用5年时间精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5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并发表过几篇文章。1984年我被招聘为县委党校理论教员。因为是农业户口，休息时间我要跑到市场去买高价粮、高价油等。我的孩子读书交高价。读小学一年级要交100多元，读中学要交1200元。孩子问我：学校老师讲课说：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为什么要我们家交高价？我只能回答：你爸爸没本事，是农村户口。”（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P33)
没有城市户口，农村女孩难与城市男青年通婚，含恨跳江自杀
此外，由于当时户籍制度规定，子女的户口只能随母亲，如果男方是城镇户口，女方是农村户口，他们结婚之后，孩子只能跟随母亲做“农民”了。城市户口价值连城，男方极少愿意降低身价娶农村女孩。所以，城乡之间极少通婚。这也限制了农民通过婚姻迁入城市的道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悲剧。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渐渐获准进入城市，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壁垒依旧森严凛凛。在新时代，这些“二等公民”，能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农转非”？
中央不允许农民向县镇流动
到1988年，外出农民工约3千万。
在80初期，中央仅仅允许农民向小乡镇流动，依然严格限制农民流入县镇、大城市。1984年《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允许农民进入县城镇。这种政策，与当年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思路不无关系。
当时，领导层要求发展小集镇来消化农村人口。1981年，副总理万里在第二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上说：“怎样控制大城市人口的继续增长？就是要在农村就地消化农业人口，不能再使他们进城……我们要发展建设小城镇，包括县城、公社所在地和区所在地的集镇在内。次年，他又说：“八亿农民，除了去少数矿点以外，只能‘离土不离乡’。农民搞商品生产，离开土地而不进城，叫做“离土不离乡”。这是我们的国策。”（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P25)
继续严格限制农民往城市流动的同时，“农转非”（由农业户口转变为城镇非农业户口）政策也在80年代前后开始实施。但这政策在当时无法惠及一般普通农民，农民惟有在被征地、考入大学、参军后晋升军官、以及特殊政策照顾等极少数情况下，并在政府每年严格控制的指标之内，才能“农转非”跳出农门。该指标微乎其微，一般为城市非农业人口的2%。
地方极不赞同中央意见，自行决定允许农民进入县城
对于中央限制农民进入县镇的政策，地方政府并不赞同。大多数地方政府认为县镇人口有发展潜力，可以放开农民进入县城。
如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一书所说：“浙江省公安厅反映：全省各县城镇人口不多，规模不大，有发展潜力，多数县城镇只有一、两万人，有的只有几千人。宁夏自治区公安厅反映：全省各县政人口不多，经济比较落后，可以考虑允许农民进入县城甚至银川市。青海属边远省份，全省包括县城镇在内建制镇有30个，如不允许农民进县城镇，就没有几个集镇可进了。广东省、云南自行决定允许进入县城镇，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均有类似的要求。河北省主管农民工作的领导同志则批道：允许农民进入县政城镇。”
由此，地方政府为农民进入县城、跨省流动开了口子。农民除了向乡镇转移外，还在省内县城之间，跨省流动。数据显示，到1988年，农民工总量在1 .2亿左右，其中乡镇企业职工约有9000万，外出农民工约3千万，而跨省流动的人数为500万左右。
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孩子读书必须“交高价”
虽然农民获准进入城市，但他们只是在城市居住，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依旧是“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郭书田、刘纯彬等人在《失衡的中国》一书刊登了读者来信，信中讲述农民在城市居住要买高价粮、高价菜、读高价钱书的状况：“我1978年从部队退役后，自修政治经济学，用5年时间精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5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并发表过几篇文章。1984年我被招聘为县委党校理论教员。因为是农业户口，休息时间我要跑到市场去买高价粮、高价油等。我的孩子读书交高价。读小学一年级要交100多元，读中学要交1200元。孩子问我：学校老师讲课说：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为什么要我们家交高价？我只能回答：你爸爸没本事，是农村户口。”（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P33)
没有城市户口，农村女孩难与城市男青年通婚，含恨跳江自杀
此外，由于当时户籍制度规定，子女的户口只能随母亲，如果男方是城镇户口，女方是农村户口，他们结婚之后，孩子只能跟随母亲做“农民”了。城市户口价值连城，男方极少愿意降低身价娶农村女孩。所以，城乡之间极少通婚。这也限制了农民通过婚姻迁入城市的道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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