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底层孩子的“反学校”文化如何形成
刘阳随后走进教室，严肃地让全班同学各就各位，嘈杂的教室在干预下渐渐变得鸦雀无声，随后刘阳再次向全班同学发出警告：“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如果谁要是不想读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这里给我当混世魔王，你浪费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费其他人生命……下次谁要是还在课堂给我捣乱，我不想再请家长了，直接给我滚蛋……”班主任讲完这段狠话便冲出了教室，随后九年级少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该玩玩、该乐乐，有部分少年小声调侃：“拜托，谁浪费谁的生命？麻烦‘熊猫哥’（九年级少年给刘阳取的绰号，因为其体型很像电影‘功夫熊猫’）别来浪费我的生命！”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求笔者帮忙代一周课。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相互打闹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在笔者的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笔者转过身来，他们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有的少年开始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课堂提问时，把这个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
笔者曾任教于某直辖市一所著名中学，几乎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但是在云乡学校，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事实上，乡间的大部分少年也并不在意老师究竟如何讲或讲了什么，真正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少年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扰。
一周的代课即将结束，这帮少年在课堂中更是闹腾，笔者几乎要用声嘶力竭的吼声来随时干预课堂纪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笔者与英语肖老师交流后获知：原来这帮少年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
如果九年级是因为少年们渐趋明确的升学无望而出现这种课堂消极行为，那么八年级会不会情况好一点呢？笔者来到八年级课堂，随班听课半个月。与九年级相比，八年级确实有所收敛，但尴尬的是：始终跟着老师思维走的八年级少年日趋稀少，大多数八年级少年开始有了九年级消极课堂行为的潜在表现，以递纸条、走神、睡觉等方式隐性对抗课堂教学的少年越来越多。与九年级几乎全部消极课堂行为相比，英语和数学是八年级少年们最富隐性对抗的两门学科。
抗争“时间权威” 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进行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农村地区来说，在村校和教学点被撤并以后，乡中心校几乎承载了底层区域中唯一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乡校中的主流选择。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这样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除附设的幼儿园以外共有171位学生，其中住校的学生达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离过远而必须住宿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面对乡校如此庞大的住宿规模，云乡学校连一名生活教师的编制都没有，全校所有老师下午放学后都要返回到县城教师公寓或乡镇中的家里，仅由德育主任邓畅及其妻子——云乡学校附设幼儿园中唯一的幼儿教师张丽共同兼任生活教师，邓畅管理男生住宿，张丽则管理女生住宿。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都被严格限定。比如，究竟什么时间段内学生应该学习、吃饭、锻炼、休息、起床或睡觉，究竟什么时间段内老师应该作为师者传道授业、作为朋辈谈心解惑、作为父辈关心体谅。正是在这种内隐作息时间表内权力规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规蹈矩中，少年们在微观的学校权力结构中被驯化与被控制。一方面少年们被集体训导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认可与遵循，从而加快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达成；另一方面，少年们则在对既定规定性时间的个体化抗争中，加速实现着底层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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