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腐败有多可怕？
思响哥按：
中国乡村为什么穷？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剖析，比如“涉农腐败”问题。
涉农腐败是发生在农民身边的腐败，近年来主要体现为侵吞农村集体资产和国家强农惠农资金等直接损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行为。“小官贪腐”成为了扶贫脱困的根本性障碍之一。
乡村腐败有多可怕？
1影响基层政权的稳定
涉农腐败分子虽多属“蚁贪”，但其腐败行为直接损害了农民的人身、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甚至直接威胁其生存条件，而腐败干部为遮蔽腐败行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举报人与知情者，导致基层政治生态不断恶化，迫使农民群众不得不采取上访等不正常手段，进而激化、转移了社会矛盾。一旦遭遇突发案件，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基层政权稳定的直接导火索，并可能造成整体政治秩序的紊乱。
2阻遏资源有效配置，导致农村周期性衰败
涉农腐败的持久侵害，直接后果是基层资源出现无效性安排。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是对农村的反哺，是体现政策善意、执政党为民理念和中央及上级政府行政权威的重大举措，是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
由于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国家政策工程成为少部分人中饱私囊的工具，导致政策失效失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丧失有效支撑，社会治理秩序脆弱，农村发展环境恶化，进一步造成农民中的“能耐人”逃离农村。而农村资源的枯竭化、村民的脱离，又会加剧农村的贫困以及政治生态、农民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整体恶化，进而反向激励进城农民对乡土社会的疏离、隔离与排斥。
3恶化农村道德秩序
部分基层干部以不当手段牟取私利、恣行特权、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将导致利益之剑斩断社会道德链条，利益侵夺取代道德契约，邪气压倒正气，固有的纯朴伦理、礼义廉耻最终让位于巧取豪夺的“流氓文化”，农村社会道德秩序因此遭到破坏。
腐败首先是政治权力的败坏、公权力的异化导致对社会资源侵蚀与私人权利的伤害，本质上是对政治文明发育与生长的阻碍、破坏，而政治文明的停滞就会使监控基层干部腐败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乡村为什么成了贪腐“重灾区”？
我国农村的政治现状是，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在运行，另一方面少数村干部垄断权力的“能人政治”、人治体制仍在发挥实际作用。少数能人不仅是致富典范，同时获得政治、经济资源集中等便利，能人被赋予以强人型管控权力，集权钱于一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与村办企业老板身份混同，个人言行与基层政府政策相互捆绑。
“能人政治”的流行，带来的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涣散、民主体制的失效，导致部分“腐败权力精英”以具有形式“合法性”的权力来裹挟民意，村委会凌驾于村民会议之上，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形同虚设，无法在制度层面形成对少数“能人”任性行为的限制、监督。
其次，资源供给增长显著，监督体系缺位。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性补贴使得农村的资源增量较为显著，尤其是征地拆迁补偿、新农村建设等“大补贴项目”。但在提供大笔资金的同时，来自上级政府的制度性监控体系并未有效跟进，作为监管主体的乡镇干部甚至与村干部结成利益同盟，对村民的举报控告等合法权利表达进行打击压制，助长了涉农腐败的可能性。
最后，乡土熟人秩序解体，道德秩序出现真空期。由于乡里乡亲的亲戚宗族联系盘根错节，熟人关系网络得以形成。熟人秩序因有家族亲缘、血缘、地缘，信任关系容易建立，并依亲谊构成赔付、借贷凭信，达到资源效用最大化，这在资源有限的乡村社会是最大的生活保障。这种生存秩序的存在，是对个人“失范”行为无形而又极具威慑力的防范机制。
防治乡村腐败，有何对策？
1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以村民自治制度防范村级权力的腐败，首先需要保障制度健康运行。一是强化民主选举的法治化、制度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全体成年村民一人一票、每票同值。票决的办法不仅用于票选村委会及主要权力组织，还应包括民主决定重大日常事项；
二是强化民主制度设置，将农村主要权力进行分权设置，如将村民会议（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组织等进行专门化、分立性设置，强化村民会议（代表会议）的决策权行使，实现相互监督，各有分工。也可将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委员会适当分设，形成村民会议（代表会议）决策、村委会执行、村党支部监督，三者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村级权力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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