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来把握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战术问题。惟其如是，才能对问题本身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一种清醒的自省和反思。我认为，农民问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
这个判断是毛泽东下的，这个认识也是毛泽东能够在20世纪中国变幻动荡的时局中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的基本点。但是，并不是只有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创性在于不照搬共产国际的既有经验，敢于提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性问题这样一个命题。
从20世纪中国近代史来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同认同这一道理的。国共两党都进行过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就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20世纪前50年国内的三次革命战争都叫土地革命战争。可以说，从20世纪历史看，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者。所以，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
建国后的战略选择：得与失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有所认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但是毛泽东及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当时的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小农经济天然无法与工业化经济产生交换，而且小农经济剩余有限，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巨大积累只能逐步产生，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毛泽东曾很明确地表示，在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化大生产形成后，才有可能，而且还要同全国人民协商同意后才搞。1950年《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发展包括私营、个体工商业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然而，这种清醒的认识并没有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预想的道路前进，简单的说，就是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被中国的决策者所选择。问题不在于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受外来影响，认识产生了变化，而仍然是由于本土的现实问题，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巨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家主权受到极大的威胁，6月中国参战，当时中国的军事装备再靠"小米加步枪"是无法与美军抗衡的，因此全部换成了苏式装备。装备的苏式必然促使军事管理制度的苏式转变，军队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军队苏化致使上层建筑的苏化，进而影响经济基础的苏化，加上战争的需要，开始了苏式的重工业化建设。
二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了部分工业基础，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加大对中国重工业建设的支援，援助156个重点项目。但革命战争后进城的干部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根本无法管理现代的工业经济，只有在苏联专家的教授下，全盘接受苏式的工业经济思想。东北的小计委搬到北京，变成了国家计委，苏式的工业经济管理思想从东北扩展到全国。1953年国家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终结了。中国的发展之路就是因应这种国际形势改变而改变的，是客观必然的结果。
显然，外来的苏式工业化必然与本土的小农经济发生冲突，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又是如何来解决这种矛盾的呢？
苏式工业化以重工业体系建设为先，而且采取忽视这个产业间均衡发展的战略，以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完备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而中国这一积累只能来自农业，要农民作出牺牲，这在当时决策者们并非不清楚，只是形势所迫。但建国后的土改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占用土地的小农经济，土改前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相对规模生产消失了，因此有规模的农业剩余生产也随之消失了。地主阶级被打倒，使农业产品流通中的规模交易主体被消灭，高度分散的农业与政府集中控制的工业之间，交易费用太高，这种情况使工业化积累难以进行。更何况工业化初期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上投入劳动力，大约2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引起农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为解决政府推行统购统销与小农经济无法交易的问题，1953年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通过集体化手段降低农业与工业的交易费用，随后又实行人民公社，降低了工业品下乡的交易费用，为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打通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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