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今日中国》：国际上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温铁军：二战之后，在东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的农业模式都是高度反哺：一个是政府拿钱，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是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个，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综合性的合作社，并允许他们进入所有与农民有关的领域。而且，政府对于合作社全部免税，产生的收益也返还给合作社的农民。在日本，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和我们现在的政策完全不一样。
《今日中国》：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了吗？症结何在？
温铁军：实现没实现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占全世界7%的耕地和6%的水资源，养活了22%的人口，并且对全球减贫贡献度高达67%，恰恰靠的是传统村社制得以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的小农经济。相反，一些大农场国家，特别像巴西，人口只有1.8亿，可耕地占比高达50%以上，却仍然有全国性的贫困和饥饿。亚洲几乎所有维持了小农村社制经济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和泰国，基本上能够做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现象。
传统农业是自然过程合一的，不会造成污染，但经营者可能收益低下；规模化的农业可能给个人带来高收益，但是必然造成污染，代价由全社会承担。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农业已经成为全国污染总量贡献达1/3-1/2的产业。以大量化肥、农药、地膜等工业化生产要素和相应技术手段投入替代传统生产要素、追求规模化种养、高投入、高耗能、高收益的“现代化”道路。
“农业现代化”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是当时国家工业化的一个目标。1980年邓小平再次提出到上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1956年我们遵循的是苏联模式，认为苏联式的大规模农场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2006年、2007年以后，农村政策改变“农业现代化”的提法，开始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这就赋予了土地和农业经济功能之外的内涵，更多地具有了公共品的功能。生态环保的、生态文明、对农民的保障、粮食安全等都不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的，它更多地强调国家和政府的责任。
《今日中国》：城市化是未来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吗？
温铁军：我曾经跑过40多个国家，所有人口超过1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都制造了大型的贫民窟。改革开放初，中国城镇人口只有2亿，现在是接近6亿。虽然中国城市化的比值仍然低于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但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中国的国土面积有9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平原面积只有12%，适合现代化发展和人类居住的只有9.8%。如果中国试图按照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走下去，那么，无论走得多么平和，也走不下去。
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乡土中国的村社至今基本没变，这也是中国保持总体稳定的基础。
现在中央的决策其实是很清楚的，我们要走的是城镇化道路。我们要靠新农村建设，用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去把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基本建设投资，返还到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发育中小企业，推进城镇化，不走大城市超前发展的道路。
《今日中国》：您认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症结何在？
温铁军：粮食安全不是农民的责任，农民的目标是收益最大化。全世界范围内的正常国家，粮食安全都只是中央政府对维护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主权承担的战略责任。
中央政府怎样保障粮食安全呢？只能给种粮农民以足够的政策优惠，只有达到甚至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他们才会自愿地帮你实现粮食安全，否则凭什么让这些农民一个汗珠摔八瓣到地里给你种粮食。而对于地方政府，只能转移支付到超过全国人均财政水平，地方政府才可能自觉地保护基本农田、替中央维护粮食安全。
《今日中国》：您认为农民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温铁军：第一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其中给种粮农民以超国民待遇。第二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才有农民权益保护。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是：只有同时靠进城务工和在乡务农，才能维持较正常的生活水平。因此，在中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的农民，有两个自由需要得到保障——不仅需要自由地进城务工经商，也需要自由地返乡务农谋生。只有进入与退出这两个自由得到保护，社会才能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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