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如果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公检法上，只是治标，不是治本。无论是决策者、学者专家、企业家、艺术家们，只要他是中国人，就得"心中有人"。如果不从农村就业这个方面去考虑和衡量其它政策，不关注农民问题这一本土化的基本国情矛盾，就是目中无人、心中无人。因此，解决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访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
《今日中国》：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赢得了农民？
温铁军：建国前夕，中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城市人口不到15%，工业人口不到5%，所谓国民就是农民。因此，从阶级的角度讲，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
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也都讲农民革命。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是以保甲长为代表的乡土社会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为基础的，无法真正地发动农民，完成国家政治建设。国民党甚至想把农村的租率由40%降低到37.5%都不能实现。共产党以农民革命起家，在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之间，一而贯之地继续农民革命，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国民动员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
《今日中国》：建国初，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温铁军：建国初，中国就是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形不成统一的国家财政，任何一个纸币的发行都是毛票子——因为黄金储备都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一个国家财政金融普遍出现严重赤字的情况下很难真正渡过危机。共产党通过在土改，把当时85%的国民安定下来。土改实质上是对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土地进行重新安排，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乡土社会稳定，物产丰富了，占总人口不到15%的城市人口也得到了稳定的供应，国家的经济就稳定了。
《今日中国》：在农村政策法面60年来有哪些变迁？
温铁军：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即是1978－1982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1999年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可以说，共和国的历任领导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大多是和农业有关的。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六年是以三农问题为主体的。
2003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2004年到2006年中国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个梦想——免赋。胡锦涛主席2005年前后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构想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农业的财政倾斜，即对种粮农民增加补贴，增加农业土地收益用于农业的比例。
《今日中国》：“包产到户”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您对此如何评价？
温铁军：大包干的结果是传统的恢复。大包干在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它把过去名义上是人民公社、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的这种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变成了2亿农户平均占有自己社区的土地。这恰恰是“起点公平”的体现，它是让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改革。但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政府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了。这是进入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今日中国》：三农问题为什么会在90年代凸现出来呢？
三农问题产生于80年代的撤队健村、撤村建乡，让管理当时全国8亿农民的庞大的县以下的行政体系自收自支。县以下的行政需要全部向农民拿钱，当时叫做“敛钱”来维持运转。当时，农村收入增长较快，这个问题不显著。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乡镇企业受到影响比较大，能提供的现金流减少。当时，我们没意识到症结在于财政不能支付庞大的乡镇管理支出，只是在抓农业，出台的政策也是以产业化为导向的，而把农村治理结构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干群关系问题。另外一个方面，90年代城市导向的国企改革占据政策的主要位置，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农村的问题。以上两个方面导致三农问题愈发严重。
《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温铁军：几乎所有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在这个主要体制矛盾制约下，市场经济配置要素的结果就是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长期净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越快，净流出就越多。不仅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要大量集中使用农村劳动力于国家基本建设，还要通过剪刀差从三农提取积累，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同样如此。三农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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