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黄宗智
我和彭玉生已经详细论证,中国要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即人口增长率的减低、人们伴随收入增加的食品结构转型(从8:1:1的粮食:蔬菜水果:肉鱼逐步转向城市中上收入群以及台湾地区的4:3:3模式)而转入更多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值农业生产、以及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打工——劳动力对土地的压力才开始得到缓解。农业从低值粮食生产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菜果、肉禽鱼生产,从而形成了“小而精”“新农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其产值在三十年中达到之前的六倍,年增长率约6%,远远超过历史上其它的农业革命(如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一百年中年增长率充其量才0.7%[100年才番了一番],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年增长率才约2%~3%)。(黄宗智,2010b:第5章;亦见黄宗智、彭玉生,2007)
在同一时期中,印度也经历了性质相同的变化,只是没有中国那么快速。另外,由于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中国没有经历与印度相同程度的农业劳动力的“无产化”(如今45%的印度农业劳动力是无地雇农,中国的则才约3%),而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农业现代化进程(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但在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约束所导致的农业滞后发展以及“小而精”模式方面则和印度基本相似。
与日本相比,中国也有一定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同样源自中国平均分配土地的承包制度。日本的无地农业雇工今天已经达到农业劳动力的20%以上,而中国则一直维持着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农业模式(仅约3%)。(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2-23)但是,在“小而精”而不是美国式的“大而粗”特征上,则和日本基本相似。最后,与类似于日本的农业变迁历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由于他们的特殊历史条件(更早的农业现代化,虽然是在日本殖民政策下实施的)以及中国和印度更沉重的人口负担,也要滞后几十年。(详见黄宗智,2010b:6-8)
这一切所说明的基本道理是,我们不能混淆使用无机能源的机器时代的工业产业和前机器时代使用有机能源的农业。后者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地关系以及人力和地力的自然约束,基本是给定的自然条件,其劳动力既可能是相对稀缺的,也可能是相对过剩、多余的,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样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而后通过市场机制而达到最佳配置。农业的人地关系基本是给定的自然条件,而不是由市场机制配置来决定的。它对后来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就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出发前提很不一样。
由于人地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农业经济历史展示的不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所设想的单一的发展模式,而是两种由于人地关系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导致的迥异的发展模式。当然,机器时代的拖拉机扩大了人力的可能扩增幅度——美国的高度机械化农业中一个劳动力可以耕种几千亩地便是例证。但是,那样的扩增幅度的前提条件是地多人少,对于其相反的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绝对不可以根据现代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而误以为,中国农业可以简单通过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便走上美国模式的道路。事实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绝对不是美国地多人少的那种“大而粗”的模式,而是日本率先展示那样的人多地少“小而精”的现代化模式。
以上所说的事实和道理说到底其实是个常识性的认识,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霸权话语(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2a:61-65,68-70)的支配下,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乃是一门比较“硬”的“科学”,以为它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专家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当然也特别宣扬那样的观点。结果是,在科学话语威势的压抑之下,许多人都以为经济是不可以用常识性的真实感来评价的,而是必须由专家们来谈论和解释的。殊不知,所谓的专家们的认识多深深受到不符实际的抽象形式化理论的主宰,把经济想象为一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遵循同样基本逻辑的(工业)经济,普遍忽视农业的最基本的常识和道理。今天,这种态度和误识影响非常深远,已经存在于我们的不知不觉之中。它是国人相当广泛错误地认为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是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规模化道路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