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靠什么振兴
霍布斯鲍姆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认为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由地主控制，1851年前后，全国约有四千多个地主控制着七分之四的可供土地，他们把土地分给25万个家庭，这些家庭又把土地雇佣给125万农民和牧民。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农民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最有权势的是地主，他们控制着全国的政治，成为了当时英国政治中最难对付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到1914年前后，在议会投票时，“郡”可以轻而易举的击败“市政”，也就是说，农村的利益集团可以在选举中击败工业和城市利益集团。
直到1855年，英国议会构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地主，反过来说，要想跻身上层阶级，你必须要拥有一片庄园及一座别墅。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是进入英国高层政治的通行证。早在1790年代，地主已经拥有了四分之三的土地，通常意义中的“小农”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土地主要是在圈地运动中发生的。这种政治社会激励为英国带来了遍布全国的大规模庄园和一栋栋传统别墅，土地私有和财产继承的法律使得得以它们代代相传。
由于地主在英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主导社会潮流的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它的格调都是基于乡村的特点，是一种乡村的文化方式，乡村的自然人文的价值一直都是英国贵族生活的核心价值，从而也成了英国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这个传统也拓展到了北美。
我当然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但是主流精英在建构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作用也不可完全否认。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格调并非是空洞的说辞，而是非常物化的。乡村的绿地景观、田野、乡间别墅、餐饮以及很多来自乡村的文化项目等反而更显高贵（比如马术等运动，至今在英国都远比橄榄球之类的中产阶级游戏要被看得高贵）。
英国地主贵族特别崇尚公园绿地，因为他们拥有大片土地，会把这些土地规划得如花园一般。那个时期，英国的俱乐部和图书馆的高端会员也都是乡间会员，城市里多是远游海外的商人，或目不识丁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时间，不可能成为俱乐部和图书馆的高端会员。维多利亚时代，新生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要不就是地主阶级脱胎出来的新阶级，要不就是希望证明自己贵族身份的新贵。
获取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志是子弟在哪里读书。好多年以前，我去看望一个朋友在英国上中学的孩子。我从伦敦坐三个多小时火车到了达尔文的故乡，然后发现没有公共交通可以抵达那所学校，只能打出租车，沿路经过一片碧绿的英国乡野，最后到了一个古堡式的学校。这所学校完全孤立在这片乡野。这就是英国的贵族学校，很多都专门建在乡间。
土地贵族在英国社会的影响力巨大。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任何涉及到乡村上层阶级利益的改革都会引起巨大的政治反弹。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农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土地贵族获得很大的利益。其后英国的农业开始转型，1851年之后，这种转型压力不单单是农场主和雇农，地主也感到了压力。当时城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没有经济效益的土地应该退出经营，没有经济效益的雇农应该转移到工业中去的建议。地主们觉得这样的方案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导在英国议会推行了《谷物法》。
《谷物法》的核心是反对土地流动，这就造成了1815-1840年期间所谓封建地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对立。与此同时，地主阶级也作出了一些让步，他们接受了1834年的《济贫法》，其规定由地主出资为农民提供救济。从1760年开始，地主利用他们对政府议会的控制，借助一系列的法令，展开了逐步扩展到全英国的圈地运动。圈地的理由是让未开垦的土地得以利用，现在他们又反对土地的流转，事实上，《济贫法》的大部分好处很大程度上又返回到了地主，很多通过农业无法生存的雇农甚至是农场主不得不放弃农业，走入城市，还有的不得不远涉重洋，去北美谋生。
但是同时，即使在土地不断集中、土地贵族垄断地权的情况下，到1830年，英国的人口虽然比1750年增加了2倍以上，从事农业的人口急剧下降，但是英国食物消费的90%以上是英国自己生产的，即使自1846年开始采用自由贸易政策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农业始终维持着强有力的高价格，没有受到外界竞争的影响。这当然得益于当时的运输成本高，还不大可能通过远距离的贸易来维系食物安全。到1960年，英国农业人口的人均产出比除了荷兰以外的西欧国家都要高，英国的农业人口大体供应了与其人口比例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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