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大饥荒事件的前因后果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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