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大饥荒事件的前因后果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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