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中国乡村社会的孝道衰落
三是礼节上的尊重。尊老的礼节有很多，但礼节最容易变成表面文章做给人看。客人来了把老人请来奉为上宾，客人一走老人还是一切如旧，虚假的尊重反倒更显真实境遇的凄凉。相比之下，孙子孙女是全家人的宝贝，呵护备至，常年外出务工的儿子媳妇每次回家都跟贵客驾临一般，从某种意义上，中年父母们竭力“讨好”年轻的儿子媳妇，却实实在在忽略了将同样的“殷勤”献给年老的双亲。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失衡，是当下农村代际关系变动的典型表现，这在华北农村尤其明显。
中部农村的代际失衡却又呈现另外一种逻辑，即物质低度失衡，精神上高度失衡。物质上的低度失衡是说代际之间，特别是亲代对子代的物质资源支持相对克制，尤其是不会像华北农民那样达到自我剥削的程度。这主要表现为子女成家立业前后亲代伦理责任的变化。如今，在中部农村的许多地区，子女婚嫁上父母的物质支持日益一致，甚至出现重女而轻子的趋向。
一般来说，父母在子女成家立业上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要还是靠子女个人的奋斗，不像华北农民那样建房娶妻成本统统由父母包干。以前，大多数人是结婚分家后自己盖的新房，父母并不一定要有物质上的支持。现在由于子女减少，父母经常与儿子合资建房，年轻人住楼上，父母住楼下，更老的祖父母则另外搭一处简易小屋独自居住。儿子婚后，父母也会帮忙代耕土地照看孙子，但两家的账算得要比华北农民清楚得多，很少有父母肯在这件事情上吃亏。这也导致中年父母们能够很早就开始给自己备下充足的养老资本，并从容不迫地享受较长时期的舒适生活。对子代的克制也延伸到对老人的赡养上，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除非还有能力自己劳作（比如江汉平原的老人普遍靠捞鱼摸虾赚点零花钱）。
精神层面的高度失衡是说现在老年人在权力、情感和礼仪三方面都得不到孝敬，权力和情感层面与华北类似，无需赘言，在礼仪上，中部农民则连华北农民那种象征性的尊重都很难得到。进一步细分的话，中部农村又可分为三个亚类型，东北农村的物质失衡要重一些，与华北类似，但中年农民的养老预期则要理性得多，特别是在子女婚后，亲代对子代的物质支持会保持相当的克制。川渝农村属于低度物质失衡和低度精神失衡。代际之间在精神层面具有一定的相互独立性，老中青三代都能获得自主的情感慰藉来源，而对彼此之间精神层面的预期比较少。江汉平原则属于低度物质失衡和高度精神失衡的典型。
相比之下，南方农村则仍然保持基本的代际关系平衡。从物质资源的看，父母会为子女的成家立业尽力而为提供基本的物质支持，老年人也能得到比较充足的养老保障。从精神层面看，南方农村老年人的状况要比华北和中部农村好得多，虽然家庭权力已经大为减少，但他们在宗族和村庄公共事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情感和礼仪上能够得到家庭和社会的慰藉与尊重。所以总体来看南方农村的代际关系变动是温和的。
当然，亲代对子代的物质支持内容与方式与历史习惯也有部分关系，其中突出表现在父母在子女成家立业的物质支持上。南方农村的父母在给儿子建房娶妻上是尽力而为的，“江西填湖广”第一站的鄂东南鄂东北农村，尽力而为就打了点折扣，英山农村在建房上就不那么强制了，到了第二站的江汉平原则更弱，而湖广填四川的川渝地区，代际之间的物质支持是最自由的。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方面与江汉平原极为相似的东北农村，父母在为子女建房娶妻上反倒受到社会舆论的强制，这自然与华北农民闯关东，移植家乡习俗有关。移民在迁入地对家乡习俗的更新改造由此可见一斑。
4 代际失衡的后果与重组
代际关系的变动对老年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们已经步入迟暮之年，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定型，基本丧失了依靠自身能力应对变化的可能性。所以，代际关系变动导致的社会性紧张就主要出现在老年父母和中年子女之间，但其社会影响则将传递到中年父母与青年子女，改变他们的代际互动逻辑，导致代际关系的重组。
代际紧张的极端表现就是老年人的“自杀潮”（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自杀是老年人无法消化代际关系变动所导致的生活境遇与生活预期落差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南方农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出现自杀潮，主要原因是老人与子女的代际冲突。冲突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老人和子女围绕家庭事务产生的矛盾纠纷，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权力博弈”色彩，即老人对自己的当家权还有很高的期待，现实境遇却是子女越来越主导家庭事务。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传统时期，因为老人的权力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落败的肯定是子女一方，但社会变迁改变了这种状况，结果就是一些老人接受不了愤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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