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城里人三十年的纠葛
南京学者就民工群体媒介形象展开研究，对《扬子晚报》的统计发现：2001年该报中民工形象正面角色只占10%，负面角色占66.7%。包含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污名化，以及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等标签。
传媒或互联网属于城里人，它们构成强大的话语场，贬斥、妖魔化一些人，奉承、推崇另一些人。今天，哪个城里人胆敢自称“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是需要勇气和道德反省能力的。
鄙弃农民身份就变“洋”了吗？
土与洋的故事，一朝进城忙“换装”
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为10%，十个里九个是农民；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不过19%，五个里四个也是农民，这种低增长当然与“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政策有关。2008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达到了45%(国际平均水平为50%)。
这么说，今天的城里人多数是60年间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衣着光鲜的大都市人，他们家族前传的主角都是农民。
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数都不承认或故意遗忘这个前传。这令人想起解放初期“换装”的故事。干部进城第一个要解决的个人问题是什么？是“换装”，将乡下妞换成城市小姐。《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电视剧版，真实生活版的石光荣应该有一房乡下老婆。多数干部即使未到场，父母大人早就在乡下许下一门亲事。这位乡下妞素未谋面，文化不高，但孝敬父母能生娃。她不会像城市小姐那样动不动就对丈夫的穷亲戚冷嘲热讽。
“换装”的故事不断在历史中重复，只是主角和版本不同。新时期大学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改革开放后的回乡知青则有《小芳》歌谣。
《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但不敌另一个她，妖冶不可方物、摄人心魄的“现代化”。这位“现代化”佳人还有个艳名叫“摩登”。不只干部、知青、大学生，所有城里人都中了“摩登女郎”的招，全都六神无主。“摩登”代表先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并没有错，只是不能忘了自己是谁。现实的城里人，有歌手李春波式的感恩或内疚心理的不多。这不是矫情。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乡村世界里的人要花一倍或数倍的努力方能过上城里人那样体面的生活。网文《我奋斗了十八年就是为了和你喝一杯咖啡》道出农家子弟的辛酸。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感叹“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现代化借传媒营造了一个超强话语场，一切“洋”的可以恣意强奸一切“土”的。
西谚云，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三代之前都是农民，三代之后足以造就一个城里人：袋袋裤、蛤蟆镜，杂染的毛发，乜斜的眼神，活脱脱一个新人类。但骨子里，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都是中华大地上繁衍的物种。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在土与洋交织的当下社会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扪心自省，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小聪明的农民嘛。你以为你换了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吗？
谁说世界是平的？
“狗日的户口”何以不绝，背后实质是某种利益垄断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在中国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曰：利益。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人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毛泽东在1973年会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曾建议送一千万名中国妇女给美国，“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这一段被写进了《尼克松回忆录》。毛给自己“人多力量大”的政策作了总结。
但“人太多”不能成为人口歧视的理由。去年春运，广州这座民工过境之城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将最具现代化、国际化标志意义的广交会场馆拿出来招待滞留民工。广州电视台主持人陈扬动情地说：“农民工，民工，打工仔，外来务工人员，不管怎么称呼，现在要说一声，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辛苦你们了！”当时学生义工、政府工作人员齐上阵，疏导帮助那些落难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是珠三角经济崛起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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