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城里人三十年的纠葛
法国人、意大利人的那些“玩艺儿”能与唐宋元明清的手艺相提并论吗？若说奢侈品，中国人做出的才是顶级奢侈品。若说时尚物件，出口西欧的景德镇瓷器是当时最大的时尚。
两千多年前，一帮中国农民研究出一套待人处世之道，后称国学。国学即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农民祖先则视为为人处世之道的法宝。
爱尔兰开始在中国传媒上宣扬“创意立国”之道，但其根扎在“诗人与农夫”的土地上，那个诞生过诗人叶芝、小说家乔伊斯和歌手恩雅的土地。中国的乡村也曾是诗意的土地。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他反思说，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
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网上流浪诗《我们都是农民》唱道：“此时，青山与绿水在等待/百鸟与虫兽在等待，座座静立的老屋在等待/父老乡亲也在等待，等待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都是农民”。
希望这不是乌托邦愿景。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一靠开放二靠乡村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那是我们来的地方。城市的繁荣绝不能以乡村的凋弊为代价。
阶层纠葛：歧视与反哺
以前崔健唱“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大家读“田园诗”。愤怒没有了，生活方式变了。但对阶级兄弟的歧视仍然存在，许多专家提出，“农民工”一词即有歧视之意，而市民对农民的那份嫌恶，可以说是骨子里的，阶层形成的威力多么之大，哪怕是亲属，也会有巨大的分野，文艺家在《中国式结婚》的电视剧中多有描述：
两个大学生结婚，乡下小伙子娶了城里老婆，于是处世矛盾和人生价值观就展开了冲突。而在中国曾经掀起了讨论巨浪的“河南人惹谁了”，诸多版本的出现更是将歧视推向高潮，但随着社会观念演进，这种提法终于烟消云散。
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城市需反哺农村的思路了，大意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城市，而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农民们自给自足、纳税、种粮、交最高的电费，享受最低的福利，支持工业发展、城市建设，让祖国更美好，他们被遗忘。现在，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城市需要运用一切资源、资本，去开发农村、帮助农村，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扶持策略和优惠政策。
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一直是个热烈的话题，如何将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转移，让社会保障能满足他们的生活。美国政府羡慕中国能将医疗、教育的包袱在家庭内解决，而不成为社会性的负担，但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如何让农民脱贫的问题，一个方法是就地上楼，成为城镇居民，另一个方法是提高农民收入。
30年前，中国有10亿农民，占总人口的80%；现在，中国已消化成7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5%。所以中国的治理有一句政治名言：“任何小事，乘以10亿，都会变成大事；任何大事，除以10亿，都会变成小事。”所以有两句并行不悖的口号，构成两种逻辑：“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
佛教讲“众生平等”，说人和所有的有生之物都应该是平等的，包括猫、狗、虫、鱼、花木，更何况同是中国人的农民。
他们为社会付出了，也理应与社会分享。温家宝曾引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一书中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人处世间，最重的是要懂得感恩，同样一个国家也要懂得感恩，且不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支持，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农民的牺牲上的，对此国家必须懂得感恩。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来改变农村的面貌，唯有如此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才有保障。从小到大，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就是离开农村，其中滋味也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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