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何处去
由于村庄只剩下老人，很多房屋年久失修，院内杂草丛生。“这户的老头得病死了。他家老人也死了。”李奶奶指着两户邻居空荡荡的土房子说。
李奶奶的孩子外出闯荡，她表示理解。“我们这没有学校，没有路，年轻人都喜欢在城市。”
张咏恩介绍，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只能把老人留在村里。50万元的赔偿金额标准出来那天，张咏恩正好路过康乐园。“有一些女家属的确心里沉甸甸的。但我也看见一些家属对这个赔偿很兴奋，喜笑颜开。”
张咏恩说，在她和很多村民眼中，有些家属很不孝顺，家中老者成为了他们的累赘。“这次烧死的老人，好多家属都不知道床位号。”
在张咏恩居住的马楼乡一个村子的村口，搭有一个简易窝棚，里面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已经当爷爷了，但是谁也不愿意照顾老人，任由他在村口“自生自灭”。
王书记在马楼乡另一个村的党支部工作，他的村里共有400多口人，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多数去广东和浙江。王书记统计，六成以上是夫妇一起出去，把孩子留给老人。“剩下的只是孩子和老人。”
民办养老院困境
和公办养老院相比，鲁山当地康乐园等民办养老院以其低廉的价格和较低的入住门槛获得市场的追捧。
陈路德早年外出经商，有着不错的经济基础。一直以来，办一所用心付出的养老院，是陈路德经商之外的人生理想。一来是为了照顾瘫痪的妈妈，二来她也看到农村养老的巨大需求。
对陈路德来说，启动资金不是最大的问题，难在没有地。她没能在村庄找到闲置的建设用地，最终花了100万元租到十几亩农业用地，用于建养老院。但是后续手续非常麻烦。
因为租用的是农业用地，按理说陈路德要等土地性质转换为建设用地再盖房子。“这个过程没有几年下不来。”但陈路德介绍，民政部门告诉她，只有先建了房子，才能来批养老院资格。“否则他们担心拿到地拿到证，用来干别的。”
在这种情况下，“民办养老院肯定要节约成本，否则国土部门说拆就拆，投入太大的房子就可惜了”，陈路德最终也选择先盖铁皮房子，等多年后手续办齐了，再盖永久性建筑。“还是铁皮房子成本小。”
现在17间房已经盖好。陈路德一开始就选用了防火的材料，但是鲁山大火之后，养老院的审批标准预计会趋于严格，她自感很难过关。“我估计鲁山政府得有两年都不会再批养老院。” 王书记也有相同判断：“这次大火后，民办养老院就没有那么容易办起来了。”
民政部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养老设施水平为每千名老人2.1张床位，远低于发达国家5%-10%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3%-5%的水平。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教授刘明兴指出，单靠政府有限的财政拨款和公办养老机构去解决社会养老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和民营机构。
问题是，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产业，民间养老院究竟是否可以获得一些政策扶持，应该如何扶持，目前仍不明朗。以土地问题为例， 2013年，民政部曾明确指出：土地是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瓶颈，体现在用地指标短缺、属性不明确，配套优惠政策不完善等多个方面。
虽然国土资源部在2014年下发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但离真正落实到乡村层面，还有很大距离。此外，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也已经为民间养老院设定了低价发展的路径，低价之下如何保证质量和安全，拷问着政府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曾指出，养老产业发展陷入瓶颈，还在于大多数老年人收入水平不高，自身养老需求全凭自己的收入很难得到满足，同时从事养老服务的企业很难从养老服务本身的经营中赚得利润。
在第七届中国老人院院长大会上，多位专家曾指出，资金匮乏是导致养老机构虐老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中国养老院大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只能开出很低的工资，因而导致养老专门服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在不该节约的地方也只能一切从简。
事实上，农村老人的财务状况普遍不佳，即便政府已经拿出相应投入增加其支付能力。2009年，国家开始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要求到2020年实现全覆盖。“新农保”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贴。自2009年来，河南省规定，基金来源由个人缴费加集体补助加政府补贴三方面组成。个人缴费标准设为每年100至500元五个档。2011年，缴费标准调为100至1000元十个档次，多缴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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