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如何破解农村留守儿童之殇
原题：如何破解中国留守儿童之殇
2015年6月9日，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发生了举世震惊的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事件。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自然灾害和一般的突发事件，也远远超过了毕节市和贵州省。它揭示的，是我国儿童权益保护的缺位，是乡村教育、乡村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失败。
四兄妹的悲剧：真相还没有到来
留守儿童的四兄妹，14岁的哥哥张启刚就读于田坎小学6年级，三个妹妹分别为10岁、8岁和5岁，为小学2年级、1年级和幼儿园小班的学生。所有人都在追问，是什么让他们走上绝路？贫困被首先排除，他们并不缺吃少穿，但只有吃穿是不够的。他们的生活面貌逐渐浮现：母亲出走、持续的家庭暴力、辍学、孤僻。四兄妹基本不出门，不仅不跟大人打交道，也不跟同龄的孩子玩耍。杀害他们的，是家庭的破裂、亲情的丧失和社会的撕裂。
警方披露的张启刚的遗书揭示了一个14岁儿童冰冷而变异的童心：“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遗书的另一个版本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我曾经发过誓，我活不过15岁，可中间的意外让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现在14岁多，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可是我从没有实现过，今天，终于实现了”。遗书出现两个版本是有些奇怪的，更奇怪的是遗书的实物从未出现过。同样没有出现的农药的物证，没有解释的是最小女孩屁股两边的四处刀伤。
地方政府迅速查处了基层官员：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这种处理“替罪羊”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同情；但后来的事态，人们意识到也许他们真的负有某种责任。因为就在四兄妹自杀的当天夜晚，地方政府、学校老师十余人来到家中。劝说孩子复学是我们仅能听到的一面之词了。人们怀疑为什么在政府官员、老师走后不久就出事了？孩子究竟在逃避什么？有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压倒孩子最后的“催命符”，可能是催缴子女超生的“社会抚养费”。
留守儿童问题的治理之难
毕节四兄妹自杀，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令人不安的悲催缩影，是整体性社会治理失灵的一个爆点。
在近些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这就是被称为“流动儿童”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随迁子女，以及他们留在农村家中的孩子——“留守儿童”。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7岁以下流动儿童为3581万，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这两个群体总数约一亿人。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儿童1277.17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126.75万人，合计为3403.9万人。
最近，民间组织“上学路上”发布的一个调查，留守儿童家庭的基本情况是：父亲外出的占 30.2%，母亲外出的占 6.4%，父母都外出的占18.6%。29.4%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1～2次，15.1%的学生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按照留守儿童的总数测算，全国约有1793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约有921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
需要认识，留守儿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移民、难民问题，全世界共有1500万难民，时间最长的难民营已经存在60多年；但是，无论在难民营还是贫民窟，他们的家庭是健全的，没有骨肉分离、儿童被“遗弃”留守的问题。我国出现巨大规模的留守儿童，有违基本的人伦和社会公平，主要是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排拒外来人口的城市管理体制造成的。如果说北上广这类特大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需要对流动人口进行某种控制；那么珠三角深圳、东莞等完全靠移民在近30年建设起来的新兴城市，将大多数建设者排拒在外，户籍人口仅占二三成，是完全不人道和令人不能容忍的。
与流动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问题只是近年来才得到一些关注，全国妇联似乎成为了主管部门。各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农村学校做了许多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支持帮扶工作，如建立留守儿童之家、热线电话、送温暖活动等等，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要求建立16岁以下留守儿童登记制度。在2012年5名流浪儿童死亡的悲剧之后，毕节地区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对生活困难的留守儿童进行补助，为他们购买学习用品，维修房屋，并提供医疗救助；乡里采取了“一对一帮扶”的措施，等等，但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悲剧的一再发生。各地以留守儿童为对象的性侵案件频繁发生。这一切凸显了留守儿童问题治理之难。与流动儿童的问题完全不同，留守儿童处于家庭离散、骨肉分离的状态，缺乏监护人，母爱和家庭环境，从而失去了有效教育最基本的前提。据说全国妇联有一个说法：根本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就是要让他们成为流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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