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如何破解农村留守儿童之殇
近年来社会组织开展的比较有影响的项目，包括歌路营的“新一千零一夜”，制作精良的故事在睡觉前播放给寄宿制学校的农村孩子听。其效果不仅使学生入睡变得有序，而且明显提高了农村孩子的语文能力和普通话水平。“上学路上”开展的“故事盒子”也是同类的项目。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开展的“驻校社工”项目，派驻有社会工作经验的长期志愿者进入农村寄宿制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活动、心理咨询活动，深受学生和学校欢迎。此外，在寄宿制学校开展的阅读推广、教师培训等项目也产生积极的效果。所有这些行之有效的探索，都需要政府的方式跟进和推广，通过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等方式，使更多的农村孩子受益。
当然，在寄宿制学校实施教育干预，是一项高度专业性的工作。歌路营的秘书长杜爽梳理了留守儿童关怀服务模式，按群体-个体和专业-非专业的两个维度，划分为四个象限。不同的机构、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优势提供不同的帮助。杜爽最不提倡的就是凭借热情一拥而上，激情退却身后留下一片狼藉。这种不专业的做法会使留守儿童面临再次被创伤的可能。
提高留守儿童的“能见度”
还是在贵州毕节，还是在七星关区，2012年11月16日，曾发生5名留守儿童躲入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身亡的事件，他们曾流浪多日未获救助。这一悲剧当年也曾震惊全国，然后归于平寂。也许，我们正在进入新一轮这样的循环：媒体曝光、舆论热议、领导批示、查处相关人员，然后，新的灾难发生，四兄妹之死逐渐淡出社会视野。也许，事情到了一个转折点。绝不能让毕节四兄妹白白地死亡，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我们需要持续地追究真相，并以此为契机改善社会治理，防止新的悲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普及到边缘化群体》，提出教育的“边缘化群体”的概念，是指受教育年限最低、社会“最底层的20%”。报告提出要通过监测，“提高边缘化群体的能见度”，据此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缩小边缘化群体和其余社会群体之间差距。这为我们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新的理念。
我们需要超越由热点新闻制造的“激情式”关注和“用灾难掩盖灾难”的“问题解决模式”，通过调查、研讨、政策倡导、实际干预等多样化的社会参与，持续地关注这一群体，提高他们的社会能见度，使主流社会能够看见这一庞大的教育边缘化群体，持续地关注并探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之道。
为此，我建议将毕节四兄妹罹难的6月9日设立为“中国留守儿童日”，使四兄妹的死，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坐标，一个新的起点。
转自：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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