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农村青年家庭责任感的淡薄与缺失还体现在他们“闪婚闪离”之后对其孩子的安置方面。在中国农村地区，在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夫妇离婚后，虽然有一部分人在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会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孩子被交给爷爷奶奶照看、抚养，成了彻底的“留守儿童”。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到大城市生活并接受教育，于是便将一切责任抛给在农村生活的老人，其中很多人对孩子的期待只是让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业后外出打工。
(三）农村青年的无限婚姻期待
在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的侵蚀下，传统村落共同体不断趋于解体，农村“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过渡（陈柏峰，2008)，家庭核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农村青年的情感寄托场所已由广阔的村庄、大家庭和亲戚邻里转向最为局促的微小领域，即夫妻感情和个体情感，家庭关系的主轴也由纵向的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村庄不再是一个必要或实在的生活场域，村庄、熟人社会、大家庭这些承载着集体情感寄托的场域已经被虚置，个体情感追逐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青年的婚姻期待也大大提高。
早在40多年前，美国学者BennisandSlater(1968)就提出，社会文化强求婚姻成为个体生命中最亲密、最深厚、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关系，自然就要求夫妻们做情人、朋友和相互之间的心理治疗师。然而，矛盾的是，婚姻却可能日益缺乏满足彼此情感需求的能力，以致解体。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群体因为爱恋和激情而结婚，年轻的他们甚至认为彼此不会改变，期望自己的伴侣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阎云翔，2005)。最近的文化史学家还指出：“只要爱情、匹配和一生亲密的理想占据人们的头脑，人们就开始要求离婚的权利。”（转引自PopenoeandWhitehead，1999)这些无疑都是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发生并不断增多的社会文化诱因。
同时，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女性的工作机会和工作待遇并不亚于男性。因为更加细心、不会闹事、好管理等特点，女性打工者更容易被工厂接受；在深圳、广东、浙江等地做保姆的女性青年的工资往往比男性青年更高。笔者在湖北省襄樊市农村调查发现，在很多家庭，丈夫在家里带孩子、种地，妻子则在大城市做保姆，妻子的收入远远高于丈夫。当妻子回到农村时，丈夫普遍会有危机感，“感觉妻子变了，见多识广了，也更加温柔了”。妻子由于更有吸引力而可能得到新的爱情以及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大为降低的现实，使夫妻间的信任程度下降，婚姻危机的发生自然不可避免。随着农村青年女性在家庭之外受雇佣比例的提高，离婚事件的增加可能是自然的结果。而对于妻子而言，丈夫相对较低的收入状况会影响其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青年夫妻，当面临抚育小孩、人情往来等种种家庭经济压力时，便会不自觉地与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进行比较，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更低。在传统农村社会，出嫁的农村妇女不会因为丈夫赚钱不多而要求离婚；而现在，因为这一原因而“闪离”的农村青年男女不在少数。而这正是婚姻期待无法得到满足造成的。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人们都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奖赏。ClarkandMills(2001)将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区分为交换关系和共有关系两种，前者是有外在的公平交换规范调节的伴侣关系，后者是以关心对方幸福为特征的、更宽容大度的伴侣关系。交换关系的亲密程度受“给出的利益要即时得到偿还”这一欲望和期望的调控，任何付出的代价都应该迅速地被补偿性的奖赏所抵消，总体的收支平衡应该保持为零。交换关系的双方不喜欢彼此欠债，对共同的努力要分出各自的贡献，只有在认为自己有所得时才会关注对方的需要，即使拒绝帮助对方也不会感到内疚。交换关系多为陌生人关系或一般熟人之间的关系，其典型特征是肤浅、短暂、很大程度上任务导向的。共有关系的亲密程度则受“对彼此需要的相互应答”这一欲望和期望的调控。寻求共有关系的人不会严格地计算自己付出的代价，更关注伴侣的幸福。在这种类型的亲密关系中，人们常会为伴侣作出些小牺牲，彼此帮对方的大忙，其结果是双方都享受到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分析当下有“闪婚闪离”状况的农村青年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他们更加注重自我的感受而忽略对方的需要，更强调自己的付出而较少认同对方的努力，更强调公平而缺乏宽容，其亲密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他们之间发生“闪离”便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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