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综上所述，农村青年婚姻家庭观念的“革新”预示着他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村庄、家庭和孩子不再构成他们完全的情感寄托。城市和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成为不少农村青年心中的“第一故乡”，个体感受与自我情感体验成为农村青年在婚恋中最看重的方面。
四、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不断增多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前文从现象层面透视了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不断增多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接下来试图从农村青年的阶层地位焦虑、有限责任意识以及无限婚姻期待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村青年“闪婚闪离”现象不断增多的深层次原因。
(一)农村青年的阶层地位焦虑
当前，在中国底层群体资源稀缺的制约下，由于农村阶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不同阶层之间、同一阶层内部的家庭之间社会性竞争非常激烈，村庄内部的各个阶层都有强烈的地位焦虑与地位恐慌，担心自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被村庄社会“思出去”。农村正在迈向麦克•蒂兹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待获得成功，达不到标准心里就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①这表明，在社会性竞争中，农村各个阶层对未来地位提升有着渴求与担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地位下降怀有恐慌感与焦虑感，即所谓的“地位焦虑而农村阶层分化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当前农村的主要家庭形式是核心家庭，即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或仅由夫妻组成的家庭。农民以核心家庭而非以个人身份参与农村阶层的分化（王跃生，2010)。而农村青年是每个核心家庭的中坚力量，因此，农村青年的阶层身份和地位在核心家庭中更为重要。与此相对应，他们的地位焦虑也会更强烈。不过，他们释放焦虑的选择空间却很有限，这一情况对于那些在村庄经济分层中处于底层的农村青年群体更是如此。他们为了释放焦虑、缓解压力，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包括犯罪（默顿，2006)、从事性工作（申端锋，2007)、进行代际剥削（杨华，2010)等。而本文所分析的农村青年婚姻家庭领域中的“闪婚闪离”也是他们释放焦虑的方式之一。正如前文中提到的苏北孙建村和修南村的情况，近十年这两个村庄的“闪婚”数量分别高达15例和12例，其后的“闪离”事件数量分别有11例和5例。而在这种“闪离”案例中，不少夫妻双方都无力或不愿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有些(农村青年）夫妻没有在同一个城市打工，时间长了各自有新感情了，孩子都不愿意带，是累赘。”调查还发现，农村青年夫妻在婚后很难承担起沉重的人情重担，外出打工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避免一部分“人情税”②。如果在城市打工没有挣到钱，他们会觉得回到村庄
（二）农村青年的有限责任意识
既有研究将农民工群体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35岁以上的中年人群体，这一群体从事的工作以建筑、运输、工程建设等重活为主，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消费水平较低，他们是家庭的支柱；第二代农民工以3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为主，他们的工作场所主要是酒店、宾馆、商场、超市等服务场所，收入水平较低但消费水平较高，他们的收入并不构成其所在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作为80后、90后，他们有着不同于以往农民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化背景，他们奉行的理念是“我存在，我消费”，他们生活消费的参照系不再是农村，也不是中老年群体，而是其所在的青年群体及城市新兴消费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脱离了农村。当他们走进繁琐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时，他们无力应对家庭生活及抚育孩子需要作出的巨大付出，他们挣得的钱还不够自己消费。在其父母还年轻的时候，他们可以安于做“啃老族父母们也理解他们的压力，默默承受这种赤裸裸的代际剥削，于是，农村社会普遍出现了“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而当父母们不能再提供这种保障时，年轻人的婚姻就少了一道“防火墙”。按照费孝通的说法，成长在匮乏经济年代的中年人的价值体系是“知足”，他们的社会化历程使得他们秉持“向内用力的人生”，当他们进入丰裕经济时代时就会感到很知足；而现在的青年人成长于丰裕经济时代，他们早已满足了“need”层面的需求，加上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追求“want”层面的奢欲，形成了“向夕卜用力的人生”（费孝通，1998)。简单地说，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当下农村青年群体特殊的社会化历程，使得他们责任意识淡薄，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盲目的攀比也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和地位焦虑。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很多农村青年人选择了逃避。而这种家庭责任感的淡薄与缺失也促成了“闪婚闪离”现象的不断增多。
邮箱: service@46659.com QQ群：4659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