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农问题:农民分化、农业弱化、农村空心化
笔者判断，家庭小农经营无法建立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更无法实现农业产业升级。
五是集体经济“振兴难”。村组集体功能退化是不争的事实，村组集体资产不断缩水，筹资筹劳功能丧失，这些不是一句壮大村组集体经济的口号能够解决的。那么多国有企业倒闭破产，凭什么村组集体经济就能够独善其身？更何况外出务工经商农民的心思根本没放在家乡几亩农田上。
外出的农村人口家有责任田，集体资产占有份额，但很少承担集体义务。对责任田，或农忙时回来自已耕种，粗放经营，或无偿给别人耕作，或任其荒芜。大多数外出的农民没有把责任田看成是自已的，采取不放弃，也不珍惜，更不愿意投入的态度。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更甚，即使农忙时回家，也不愿意干农活，不愿意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出钱出力，没有在老家安居的打算。在乡务农的不愿投入资金让别人搭便车，掠夺式的耕作过一年算一年。如此状况，能够让集体经济重新壮大起来吗？
村组集体经济衰落了，该认真反思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了。
三、农村空心化
近年来，虽有国家加大农村投入，但未能有效阻止农村各种资源加速流出，农村空心化进一步加剧。资源外流主要表现形式为劳力外流、资金外流、公共产品外流。
一是劳力外流。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被寓为“386199部队”，意思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现在，许多妇女也出外打工了，儿童到镇里读寄宿学校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几乎都是老人。
部分乡村，常住人口远没达到农村户籍人口的60%。基层三农学者刘放生2006年春节过后，遍访老家所在村，据实统计，全村568人，外出就业的劳动力341人，跟随外出的老幼90人，留村居住的137人（仅占户籍人口的24.1%），全村101栋住房中，有35栋空无一人。这就是农村的真实写照。
农村的专业化服务还是有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在农村购置农机具或专业设备，有偿开展专业化服务，才使得老人们能够勉强耕作，也使农业产业能够免强维持。
问题是，离不开农村的老人在不断逝去。留守老人会越来越少是毋庸置疑的，未来农业怎么办？
二是资金外流。在农地不多的地方，打工收入成为农村资金的源头活水。这些钱除了请帮工和供老人小孩消费，剩下的存在农村信用社和邮政银行。据本人调查，金融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存款返贷给农村的不足30%，借款对象限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大户。随着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回农村建房的高潮过去，在城市买房的越来越多，资金存入农村的趋势正在减弱。
农民进城的趋势不可逆转，资金流出农村的势头难于遏制，而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却有政策障碍，资金抽水式流出，农村能不衰败？
三是公共产品外流。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发展趋势最敏感的银行相继撤出农村；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卫生保健服务体系逐步收缩，集中建设乡镇卫生院；农村教育场所逐步减少，教学点加速撤并，农村小孩上学越来越远；各地并村的步伐加快，农民找村干部更难了。
随着农村人员的减少和资本的流出，部分公共产品外流也是情理之中。笔者无意阻止，也无力阻止。问题是，农地逐步荒芜，资源无法整合，资本无力参与，政府主导公共产品进与退，这难道能建设好新农村？三十年不变？长久不变？
四、改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资本下乡、农民进城，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国内外市场连成一体，农业国际竞争已不再是初级农产品的竞争，而是产业体系的竞争。在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要求面前，农民人均耕地太少，地块零散，无法形成农业产业化，无法应对国际化的竞争。
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农民工进城安居顺理成章。是让农民工净身进城，还是让农民工有权处置农村的产业进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权问题。这些人的走向，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面对新的三农问题，应该以城乡互动的思路，综合考虑农业产业升级、农民工进城安居、农村长远发展，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城市的户籍制度，优化城乡的社保制度，放活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促进资本下乡，农民进城，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是解决新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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