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挨饿经历:赵俊臣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杨俊杰曾愤怒地与食堂会计兼保管杨小坤理论，为什么不给我们俩粮食时，对方振振有词地说：生产队食堂没有粮食了，拿什么给你们？！地里长不出那么多的粮食，谁也没有办法！但是，杨小坤和生产队干部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小孩们，却一个个都不见因吃不饱肚子而呈现的面黄饥搜！这种在饥荒时的多吃多占，用现在的时髦语句腐败来评价，可以说是事关生死的腐败！
马双有先生曾系统、全面、深刻地研究出公共食堂大锅饭的危害，概括成：公共食堂大锅饭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不仅浪费了柴火，浪费了劳力，浪费了粮食，浪费了时间。大锅饭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你看着每天出工的人数不少，但大都是出工不出力，大呼隆磨洋工，导致粮食连年减产。加上上级的高指标、高征购，供给公共食堂的粮食越来越少，大锅饭就越来越稀。我觉得，公共食堂大锅饭的危害还应加上一条，即它是现代中国腐败的开端！
2015年9月我携儿孙回老家祭祖时请全村乡亲吃饭，杨俊杰和我提起当年生产队食堂没有给我俩粮食一事，真是感慨万千！
五、盼望的赈灾粥棚始终没有出现
我们的历史课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遭遇灾年，当某地饥民多时，朝廷有个赈灾的传统做法，即在饥民集中区域设置赈灾粥棚，免费发给饥民充饥，不使他们饿死。尤其是清朝有插筷子不能倒的灾粥标准，很便于操作和监督。
当时我们学生都盼望着县城能有一个赈灾粥棚，好去讨一碗粥喝，以解饥饿。但是我们的渴望却始终没有被兑现。至于没有兑现的原因，由于档案没有解密不能猜测，只能由历史学家们在档案解密后去查阅，去研究，去公布了。
六、安徽逃荒
在新郑一中上到第二学期开学，学校宣布全省中小学因饿荒放假。我回到家里，看到生产队分的粮食已所剩无几，母亲饿的面黄肌瘦，院里唯一一棵老榆树的皮已快剥到顶，地里野菜也不长，更没有听到哪里有赈灾粥棚。正在等死的时候，我初中的好友申海青来找，约我一起去安徽他“干爹”那里逃荒，因为当时安徽把土地“借”给农户耕种，地里粮食增产，家家都能吃饱饭。真是“福音”！
妈妈说：“俊臣！你出去逃荒，家里省下你这张口，剩下的粮食大家匀着吃，就不会饿死了。等到秋收你再回来。全家人得感谢你！”她说到这里有点哽咽，我看到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挂着两行泪珠。
于是我和申海青结伴，从新郑乘火车到驻马店下车，步行约一天来到安徽阜阳地区阜南县方集一个小村庄，帮一家干农活，混一口饱饭吃。当我第一次吃到主人家黄腾腾的玉米馒头时，那真是香呀！想到自己已经两年多都是喝糊糊稀汤，满足感随之而生！
我投靠的这一家，夫妻俩，老父亲，两个小孩（一个5岁，一个3岁），15多亩地，夏粮种植的主要是玉米，另种有一亩左右棉花。我每天跟着男主人劳动，主要是中耕锄草。由于吃饱了饭，力气随着产生，并不觉得累。
男主人告诉我，他们家玉米每亩收获400多斤，而集体耕种时玉米每亩不到200斤，包产到户后增产一倍以上。
我就纳闷，同样的天，同样的地，为什么集体耕种时就产的粮食少，分到一家一户地就产的粮食多？我仔细对比了集体耕种和一家一户耕种的区别，发现集体耕种，只是队长一人有积极性，大家都没有责任心，人糊弄地，地糊弄人；一家一户耕种，家家户户有积极性，责任心强了，精耕细作了，粮食就增产了。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下，只有政府一“人”有积极性，生产的产品短缺是必然的；市场经济下是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了起来，商品不能不极大地丰富。
七、暂借地是个救命地
在安徽逃荒4个月，至7月份，听说河南老家也在分地（其实是“暂借地”），我和申海青商量，也就返回河南老家。回家时，我打工的那家主人给我三升（一升三市斤）玉米，作为工钱。
由于安徽省“包产到户”后粮食增产，农民可以吃饱肚子，饿死人事件大大减少，河南人到安徽逃荒的人增多，这对一贯极左的河南省领导层中的开明人士产生了不小的压力。他们为了回避被大批判批臭了的“三自（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包产到户）”，想出了一个“暂借地”这个新名字，暂借给每个农民半亩地，上报中央得到批准，于1960年中允许农村试行。
所谓“暂借地”，是把集体所有集体耕种的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各家各户耕种，名曰由各家各户向集体“暂时”性“借地”。在这些开明的领导人看来，他们既不是“三自（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包产到户）”，更不是分地，而且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集体耕种土地的大方向。特别是，“暂借地”只是集体耕种的土地的一部分，待形式`好转，集体仍然是要“收”回的。
我们家5口人，从生产队暂借2.5亩地，加上恢复的自留地每人1分6共8分，合计3亩3分，当季便收获1000多斤玉米。由于政策规定“暂借地”和自留地的收成不用交公粮，收成全归各家各户，真的是救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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