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祥:对比分析三次“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2.金融危机爆发至2014年”民工荒”产生原因此次产生”荒”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拉力”与中西部地区”推力”的减弱。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了中后期，沿海地区土地、资金、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使企业成本上升、利润减少，竞争力急剧下降，而倾向于采取各种措施在通胀背景下使农民工实际工资降低以维持企业生存。同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铁路建设也如火如荼，对民工的需求也逐渐增加，甚至出现了东西部”抢人”的现象，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中部特大城市出台了各种政策截留返乡民工，东部地区前往中西部省份开展招聘。统计局报告显示：2011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053、2006、1990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务工人数占全国民工的比例下滑了0.9%、0.8%,省内务工比例为52.9%,比2010年提高了3.2%。可以看出，当地区间比较优势趋于缩小时，再加上”交易费用”（因为交通、照顾家庭、通讯、熟悉环境发生的费用），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就业。同时随着内地城市产业升级转型，吸引本地劳动力也是大势所趋，如”农民城”重庆通过实施”百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和发展微型企业的方式对回乡农民工进行截留。这充分说明新一轮”民工荒”实际上体现了内陆经济的蓬勃发展。
二是农民工对城市不公正待遇的实际行动。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待遇低，福利制度方面缺乏保障，子女入学、医疗保障机制都不健全，在职位晋升和权益保护上也备受歧视，等等，这些通常被视为”民工荒”的罪魁祸首，但我们是否该反思：农民工为什么在以前不采取实际行动回乡，而一定在此时呢？一方面，”民工慌”彻底击碎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幻想，如果在金融危机之前可以认为农民工忍辱负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挣钱盖房子和娶媳妇，那么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就彻底认清了东部地区低端制造业的事实，当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外需萎缩时，农民工如同”弃儿”一样被无情地抛弃，所谓城市融入、跳出山沟的殷切期待不再那么让人感觉到稳固和现实。现在即使很多沿海企业打出了以往看起来非常诱人的工资，但也难以吸纳历史上那些忠诚的农民工了，因为他们忘不了金融危机时期企业高举的”裁人刀”。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代际差异”决定了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相比于”人口拐点论”，笔者认为”代际差异论”更能有效解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我国产业制度不健全，长期依靠低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易受外部冲击，当然，依靠低成本优势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忽略了内部需求，过大的产出与过低购买力是天生的矛盾，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能像父辈一样再去承受那种低购买力和低廉的尊严，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当事人都是19-26岁的青年，他们有着区别于父辈的生活观念和处世态度，再寄望将新生代农民工当作老一代农民工来使用以实现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这条路已经慢慢消失了。
通过对两次”民工荒”的原因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发生既存在共同的原因，也存在着不同的作用机理。前一次是经济复苏条件下沿海地区企业蓬勃发展，有效用人需求和供给发生错位，后一次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推拉力”发生发转所引起的，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农民工的流动格局发生变化，广大中西部地区受到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作用，区域性的就业吸收能力较强,跨省务工率下降[8]。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工作生活压力大、城市不认同感以及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落后是”民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民工荒现象将会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扩散至四川、重庆、安徽、贵州等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笔者认为：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资源，必然在高速发展期间如土地、资本一样存在成本上涨情况，提高劳动力在分配中的比例意味着社会购买力的增强，当前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4岁，与1985年的曰本类似，预计社会失业率将会下降，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将消失，社会工资水平将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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