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创伤”：留守儿童事件反思
破土：“阶级创伤”是工人阶级家庭特有的吗？具体来说，有哪些表现形态呢？
L教授：顾名思义，“阶级创伤”与每个人身处的阶级结构位置有关，也与特定社会的阶级生态环境有关。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领导阶级有自己的阶级创伤，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的阶级创伤，工人阶级（包括新工人阶级群体农民工及其家庭）更是阶级创伤的重灾区。关于中产阶级的“阶级创伤”，建议大家去听听承认违法犯罪、被取保候审的王功权的《私奔之歌》。关于领导阶级的阶级创伤，建议大家再次温习下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池大为最终烧掉了父亲留下来的《中国历代名人素描》。在一片火焰和烟雾缭绕中，我们不难想象他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阶级创伤”感。再如自杀问题，不仅有农民工的自杀、留守儿童的自杀、留守老人的自杀，也在官员群体身上有集中体现。中组部甚至专门发文，要求下级单位统计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正所谓，“不同的阶级，各有各的阶级创伤”。
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森奈特等在《阶级的潜在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就新工人阶级特别是新工人家庭来说，“阶级创伤”更多的是一种隐藏的伤害。比如，通过精致的能力区分，将工人阶级及其家庭的不幸，巧妙地归结于工人的能力问题。再如，通过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费主义，使得工人阶级及其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变得正当化。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形式的潜在的阶级伤害，对新工人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创伤。看过潘毅教授的《中国女工》一书的读者，或许不会忘却女工的梦魇和尖叫。我在广东的田野调查中，曾经接触到一位工伤女工。有一天，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的她突然打电话给我，反复地诉说自己身边有人在监视她，准备害她。她一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她失踪了，肯定是被害了。你知道，这位已经离婚的柔弱女工，长期在循环式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奔走呼告，面对强大的资本和黑社会，她多次维权未果，她当然会经受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当这种创伤与阶级结合时，我们很难简单地用“被害妄想狂”来描述和解决她的问题。原因在于，这种痛苦是一种位置性痛苦。
破土：能不能这样理解，“阶级创伤”是一种基于阶级冲突和阶级伤害的心理创伤和精神创伤，它综合了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
L教授：可以这样理解。之所以强调“阶级创伤”在农民工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中的重要性，其实是想弥合社会学视角和心理学视角之间的巨大张力。农民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确实存在着心理问题；留守儿童的“焦虑指数”、“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也的确有助于我们把握和甄别那些“问题”儿童。但是，任何社会问题都需要通过特定的问题框架加以建构。高蕊在《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及精神分析有关创伤的研究，使得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巨大创伤和痛苦经历，未必能够转化到集体层面。“发生的事件是一回事，对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当个人的痛苦的体验“进入集体关于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才能出现在集体层面。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见到了太多的个体苦难和心理创伤。无论是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抑或昆山中荣工厂爆炸事故，无论是张海超的开胸验肺，还是富士康工人的连环跳楼事件，都难以称为“阶级创伤”。有时我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1911年三角内衣厂大火，能够成为“改变美国的一场火灾”？为什么韩国1970年全泰壹的点火自焚，能够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而反观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每当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似乎总是成为当局展现成功应对突发事件娴熟技术的大好舞台，而不是民众参与改变制造这些事件的体制和结构的重要时刻？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转型中国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能够使得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心理创伤，变成大多数民众的文化创伤？按照亚历山大的说法，只有“当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性质”时，文化创伤才能产生。就这一点来说，心理学所建构的心理健康措施或者心理创伤治疗，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或许，融合劳工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的“阶级创伤”，能够成为将个人苦难升华为阶级苦难，将心理创伤升华为文化创伤的一个触媒和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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