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创伤”:留守儿童事件反思
破土:您认为该怎样减少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创伤”呢?
L教授: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因为在转型期的中国,阶级是否能够公开言说,都成为了一个问题。有人说“阶级消失了”,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资本无处不在,甚至国有资本都遭遇到非洲的工人。普通民众对阶级存在着实体论的误解,好像阶级就是某个具体的人。其实阶级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压制性和剥夺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国的民众一提到阶级,便联想到阶级斗争。这是一种历史创伤引发的神经官能症。对于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阶级就像水和空气那样自然。如果我们真正反思自身社会流动的过程,无论它是向上流动、水平流动还是向下流动,总是能够发现“阶级创伤”潜藏在某个角落等待发声。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依稀看到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国家治理者,他们正在从不同角度展开一场自救运动。在这场自救运动的进程中,他们能否体会到彼此正在经历的“阶级创伤”,同时积极采取行动来减轻或缓解各自的“阶级创伤”,还有待于观察。我能够说的是,现实中已经有了一大批颇具勇气的先行者,在负重前行。他们或者从事公益维权,或者进行政策倡导,或者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下隐忍著述,或者在劳工权益的一线大声疾呼。
我想说的是,减少或者减缓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创伤”,并非仅是有利于劳工阶级的事情。按照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观点,资本家、劳动者和国家治理者都会从中受益。
破土:为什么这样说?可否举例说明一下?
L教授: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特定阶级对既有利益的执着。“韩国工人运动之父”全泰壹的母亲李小仙,曾在1975年举行的全泰壹自杀五周年追悼会上这样大声疾呼:“……报纸上发表的反映工人实况的文章,掀起议论也不过一时,过不了几天,世人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个人把工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积极帮助工人。我想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宣扬要协助软弱无力者的人,那些所谓搞工人运动的人,可能都读过报纸上的文章,但没有一个人把工人们的痛苦当作问题,奋起展开斗争。到头来,我们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只有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展开斗争,才能找到活路。”事实上,全泰壹的母亲和妹妹等,后来继承了全泰壹的遗志,广大劳工、中产阶级以及国家治理者,成为韩国转型与发展的共同推动者和见证人。
值得深思的是:三十多年后,准备竞选韩国总统的朴槿惠手持鲜花,希望到全泰壹塑像前祭拜,但遭到了工会会员的阻挠,工人希望她能够对全泰壹自杀的朴正熙时代予以正确的评价。应当说,“三无女人”朴槿惠及其家族经历的“阶级创伤”,可谓深重且发人警醒。同时,在韩国民主化转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者也付出了巨大的阶级代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阶级创伤”。直到今天,韩国的劳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背景下,还在继续遭遇各种“阶级创伤”。他们的幸运在于,这时他们经历的苦难,已经不再是个体的苦难;他们遭受的创伤,也不再是心理创伤。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然改变。
换句话说,如果“阶级创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宿命,那么,如何让这种创伤具有历史价值,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变成一份历史遗产,同时让后来者不再经历类似的创伤,是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问题。
转自:破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