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人口流出让农村治理空心化
另一方面，在人口外流较多的农村，人们不再认同应该为了集体利益去牺牲个人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在从培养长期社会关系转向注重短期个人利益；纠纷解决的方式也从 “和稀泥” 或 “各打五十大板” 的和谐理念，转向是非对错要黑白分明的观念。
换句话说，人口外流导致内生制度赖以为生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是内生制度失灵的关键所在。
人口外流适中才能建立正式制度
人口外流固然会让人们趋向于选择正式制度来处理纠纷、灾难救助和私人借贷，但是人口外流比例过高的农村，与人口外流比例过低的农村一样，都难以建立正式制度。
只有在人口外流比例适中的松散型社区，人们才会选举村委会、民政部和信用合作社等正式制度来解决个人的纠纷、救灾和借贷需求。而在人口外流很少和人口大量外流的农村，人们很少选择正式制度，反而主要依赖于家庭、亲戚朋友和宗族等私人手段和非正式制度。
同样在村民问责方面，在人口外流比例过低或过高的农村，人们对村民选举的信任水平很低，且不认为村民选举和村委会是有效监督村干部的主要手段。
除了上述量化分析，吕杰还基于实地访谈和案例分析来丰富这些研究发现。量化分析可以检验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截面数据无法说明因果关系和发生机制。案例追逐和深度访谈则增强了研究的纵深性，使之可以解读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
中国农村的未来向何处去？
知识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出走农村，留下无人照料的老弱妇幼。大量人口外流使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减少，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尤其是人们观念的变化，对内生制度所赖以存续的社会根基——信息流动和社会惩罚这两个关键机制——造成了摧枯拉朽的侵蚀。
与过去更注重集体利益、长期发展与和谐共处的观念不同，外出务工人员更倾向于认同个人至上、短期主义和自我中心，这使农村传统的社会交往发生剧烈变化，社会关系更为紧张，甚至矛盾纠纷也难以调和。
有人说农村的复兴可以寄希望于返乡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视野都要优于没有外出的村民。但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对农村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不会真正地关心农村治理。他们更加向往城市生活，哪怕那里的工作艰辛、生活艰难。
不过，即便是留在城市的村民，也同样可以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农村社区得以重建，并激活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他们可以为村庄带去新鲜的血液，让村民间的合作与协调逐渐增强。
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应该增加严重人口外流地区的 “三农” 预算资金，加强监督并有效利用这些经费，以推动农村治理的转型。
人口流动凸显农村治理复杂性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让农村治理的复杂性进一步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迁徙的加速推进，会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从关系型社区转向松散型社区，进而陷入原子化社区。如何治理这些形态不一的农村，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大挑战。
基于村规民约、宗族嫡亲、宗教信仰和互惠互利等建立起来的内生制度，正慢慢复兴为村民自治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国家有意识地推动村民选举和民主治理等正式制度在农村生根发芽；此外，大量村民外流会对村庄结构和社会环境造成重塑。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政见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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